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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71章 韦格纳对墨索里尼的评价


10月30日柏林,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。

电报在桌子上摊开,墨索里尼被捕的消息于清晨抵达,随附的审讯记录摘要中,那句“我曾给韦格纳同志写信”的字样被红笔圈出,显得格外刺眼。

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,十月底的冷风灌进来,吹动了桌上的文件。

韦格纳走到窗前,望向南方。

“所以那封信真的存在吗?”

韦格纳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

台尔曼将内务部的检索报告推过桌面:

“主席,1919年至1920年间的外文信件归档确实有漏洞。

当时每天有上千封世界各地的来信,很多没有明确寄件人的信件被归入‘待处理’类别,后来在档案室搬迁时丢失了一部分。”

台尔曼顿了顿,

“但如果我们真的收到了墨索里尼写的信,应该会有留存记录的。”

“也许墨索里尼用了化名。”

施密特摇了摇头,“或者这封信根本就没送到柏林来。就当时的那个情况,在运输途中出问题是很正常的。”

韦格纳转过身,目光扫过在座的三位同志:

“假设那封信真的送到了我的办公桌。

假设我真的读到了一个名叫贝尼托·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前社会党人,表达他对德国革命的‘钦佩’和‘寻求指导’的愿望。

你们认为,我应该怎么回应?”

克朗茨第一个回应,

“我的建议是立刻销毁信件,将此人列入潜在危险分子名单。

一个能在1914年背叛社会党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人,同样可能背叛任何信仰。

投机者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。”

“但当时我们也在试图推动世界革命。”

施密特的声音更冷静,

“从策略上讲,一个在意大利有一定影响力的前左翼分子主动靠近,我们至少可以接触观察,了解意大利国内局势。”

台尔曼辩驳道:

“这种人只会利用我们。

我看审讯记录里他说‘我想成为意大利的韦格纳’——这句话暴露了一切。

他要的不是信仰,是个人崇拜;要的不是革命,是个人权力。

这种人一旦进入我们的队伍,只会腐蚀组织,最终在关键时刻背叛组织,窃取革命成果。”

韦格纳等所有人都发表了看法,他接着说道,

“你们都说得对,但都只看到了一个侧面情况。”

韦格纳抽出一支烟,坐下,开始具体分析,

“墨索里尼最早的‘社会主义’是什么?”

“我认为是索雷尔的工团主义暴力崇拜,是尼采式的超人哲学,是民族悲情和革命口号的杂乱拼贴。

他从没有形成完整的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。

墨索里尼的‘主义’永远是工具——用来煽动、用来动员、用来为个人野心服务的工具。”

“1914年他支持战争,背叛工人阶级国际主义;1919年他想投靠我们;1920年转向民族主义煽动;1922年与工业资本家、地主、王室媾和。”

韦格纳把手中的烟点燃,

“每一次转向,都精准地踩在对他个人最有利的阶级联盟上。这种人的政治立场没有原则,只有算计。”

“我们再看看墨索里尼的‘行动哲学’:

崇尚暴力不是为了解放,是为了震慑;组织黑衫军不是为了保卫工人,是为了打砸工会;建立独裁政府为了个人权力永固。”

“这个人将革命最表层、最粗糙的手段——暴力——抽离了革命的目的,将其变成纯粹的恐怖统治术。”

“这是最危险的一点。”

韦格纳的声音变冷,

“他盗用‘革命’‘社会主义’‘人民’这些词汇,却抽空它们的阶级内涵。

他说‘民族革命’,实则是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;他说‘社会公正’,实则是收买工贼破坏罢工;他说‘反对财阀’,实则与金融资本深度勾结。

这种话语污染,比公开的反动派更可怕。”

“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一场以墨索里尼个人为中心的造神运动。”

“领袖崇拜、神秘主义仪式、戏剧化的公众表演——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:这个运动没有坚实的阶级基础,没有科学理论指导,只能靠制造一个‘超人领袖’的神话来维持。”

“审讯中他还在狡辩,说自己是‘误入歧途的社会主义者’。”

韦格纳冷笑,

“不,他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。他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:形势有利时激进,形势不利时妥协;需要时喊革命口号,不需要时镇压革命者。

墨索里尼的所有选择只有一个标准:什么对他自己最有利,他就怎么选。”

“他声称要‘复兴罗马荣光’,实则是在毁灭意大利的现代性;他鼓吹‘创造新文明’,实则是将整个国家拖回封建式的效忠关系。

这种人对历史的利用是纯粹功利主义的——切取片段,歪曲解释,服务于当下的权力需要。”

韦格纳说完,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。

施密特第一个打破了沉默:

“主席,您这七点分析……应该整理成内部文件。不仅是对墨索里尼个人的评判,更是对一类政治投机者的画像。”

“这正是我想说的。”

韦格纳坐回座位,

“墨索里尼的思想不是孤例。

在德国,在国际共运内部,同样可能存在这种倾向的人——用革命词汇包装个人野心,用阶级话语掩盖机会主义,一旦掌握权力,就会蜕变成新的官僚特权阶层甚至反动派。”

台尔曼接话:

“内务部最近确实监测到一些苗头。

部分在建设中表现出色的干部,开始出现个人崇拜倾向。

有些地方开始压制工人委员会的声音了。”

克朗茨补充道:

“军队里也有类似现象。个别指挥员把部队当成私人力量,强调‘对我的忠诚’多于‘对革命的忠诚’。

虽然还不严重,但值得警惕。”

“所以墨索里尼的倒台,对我们不仅是国际胜利,”

韦格纳总结道,

“更是一面镜子。我们要用这面镜子照照自己——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,有没有出现‘法西斯倾向’的苗头?有没有人在盗用革命的名义,行个人专断之实?”

他转向施密特:

“总政治部牵头,起草一份《关于警惕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与个人崇拜倾向的指示》。要结合墨索里尼的案例,但重点放在我们自身的预防上。特别是几个领域。”

韦格纳竖起手指:

“第一,经济管理领域。警惕‘技术官僚主义’——以效率为名压制民主,以专业为名排斥群众监督。

第二,军队建设领域。明确‘党指挥枪’的具体制度,防止军事首长权力个人化。

第三,宣传文化领域。严格区分‘宣传革命英雄’和‘制造个人偶像’,任何对领导人个人的神化宣传必须禁止。尤其是对我个人的,要坚决把这股子歪风邪气压下去。

第四,干部选拔领域。建立更严格的审查机制,不仅看能力,更要看政治品格的稳定性——那些立场摇摆、善于投机的‘能人’,再能干也不能重用。”

施密特快速记录着。

台尔曼问:“那对意大利同志们发来的处理墨索里尼的意见,我们持什么立场?”

“回电我来写吧,你们看看怎么样。”

韦格纳拿起笔,在电报上写下:

“致意大利的同志们:

德方尊重意大利人民审判墨索里尼的权利,不予干涉,但建议审判应着重揭露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本质,避免简化为对个人的道德审判。

德方可提供墨索里尼政权与德国旧容克资本、与国际金融资本勾结的证据材料。审判过程本身应成为全民政治教育,让每一个意大利劳动者明白——法西斯不是‘领袖一个人的错误’,而是一整套反动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反革命形态。

只有当人民深刻理解了这一点,才能真正防止法西斯变种死灰复燃。”

韦格纳放下笔,

“至于墨索里尼个人的结局,那是意大利人民的选择。我们要关注的,是从这个案例中提炼出普适性的教训。”

“真正的胜利,不是消灭了一个墨索里尼,而是创造了一个让千万个墨索里尼无法滋生的社会土壤。”

会议结束时,已是傍晚。施密特留到最后,

“主席,您似乎……对墨索里尼有种特别的厌恶。不只是因为他是法西斯。”

韦格纳沉默良久,缓缓说道:

“我厌恶的,是那种将人类最崇高的理想——解放、平等、尊严——变成个人权力游戏的亵渎。

墨索里尼盗用了‘革命’这个词,用它来制造新的奴役。

这种亵渎,比公开的反革命更不可原谅。”

他走到档案柜前,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——那是德国革命初期,一位普通柏林工人写的思想汇报,

“我们不是为了换一批老爷而革命。

如果革命的结果只是韦格纳同志代替了皇帝,工厂厂长代替了资本家,那这革命不就失败了吗。

我们要的是彻底的不同,彻底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。”

“看,”

韦格纳轻声对施密特说,

“一个普通工人都懂得的道理。而墨索里尼这样的‘前社会主义者’,却要用无数人的鲜血,来证明他根本不懂。”

说完,韦格纳将文件放回原处,锁上柜子。

窗外,柏林的灯火次第亮起。这座城市,这个国家,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,仍在与形形色色的各种倾向作者斗争。

而韦格纳坚信,真正的革命,或许就是这样一场永无止境的鉴别、净化与自我超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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